■禾刀

一如《格调》里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鞭辟入里的分析、机智幽默的文笔，在《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中，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保罗·福塞尔(PaulFussell，1924—2012)开篇就给恶俗作出明确定义:就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不少美国人竟会被说服，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

在福塞尔看来，恶俗与糟糕有着本质的不同，恶俗“充斥着虚伪、俗艳和无知，是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薄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而糟糕本身“是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简单点说，对于糟糕，公众至多回之以一声声无足轻重的惋惜，而恶俗因其具有隐蔽性、欺骗性，极易误导公众的判断。

福塞尔眼里的美国社会，恶俗现象比比皆是。本书中，他从日常事物、大众传媒、精神生活三个层面，分别对城市、餐馆、酒店、广告、杂志、报纸、人物、信仰、对话等共30个方面，逐一剖析恶俗现象的种种表现形态及危害。

在“恶俗电影”章节，福塞尔尖锐地指出，以“‘荒岛’或‘丛林’题材的电影十有八九是蹩脚货”，“肌肉男也是烂片的信号之一”，大多数战争片只注重场面的火爆与音响的震撼，“花在宣传上的钱比电影本身占据了更多的文化空间”。福塞尔笔下的美国恶俗电影，何尝不是时下中国电影的真实写照?当电影管理部门穷尽政策大力扶植国产电影时，虽然2011年国内票房突破130亿，生产各类电影高达791部，但国产电影却出现口碑急速滑坡的衰象，一些打着“大制作加明星”噱头、粗制滥造的恶搞片竟相登场，结果也就自然难免这边刚刚拍竣，那边便不得不灰溜溜地塞进仓库。

有着“电影新浪潮之父”、“精神之父”、“电影的亚里士多德”之称的安德烈·巴赞(An—dréBazin，1918—1958)在《电影是什么》一书中虽然指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但同时又认为，“电影再现事物原貌的本性是电影美学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被纳入文化阵营的电影即便可以高于生活，但来源于生活，这是电影立足之本。不顾艺术本身规律的过度渲染，即便可能因为满足公众猎奇心理而赢得一时噱头，但终会像肥皂泡一样迅速破灭消散。

在福塞尔所指的30种突出恶俗现象中，广告的恶俗化最令人感同身受。在福塞尔看来，广告早就脱胎于原始的信息传递，以想方设法刺激公众消费欲望为目标，异化为对商品毫无节制地渲染夸张。从经济角度看，消费可以拉动经济，但过度的消费必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更主要的是，广告对公众造成的印象与其实际品质并不相称。

福塞尔笔下的种种恶俗现象原本指向美国社会，然而，在这个“世界变平”的时代，具有强烈传染魔力的恶俗迅速翻山越海，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现象。只要想想我们每天必须直面的城市、餐馆、酒店等，无一不与福塞尔笔下描绘的那些“恶俗”有着“异曲同工”之感。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生活日益丰足这是事实，然而，在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中，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竟相上马，动辄世界最大、最高等缺乏实际效益的公共设施络绎不绝。另一方面，由于疲于追赶工程建设进度、忽视科学严谨的投资和质量控制，许多工程要么带病投入使用，要么形成大量“短命建筑”，至于刚刚投入使用便开始大修的工程更是屡见不鲜。

即便从经济角度看，其负面影响亦触目惊心。短期内，“大手笔”的政府投资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资源始终缺乏科学高效的配置，导致发展效益扭曲，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同时，大量投资还为地方政府背上了数万亿元的沉重债务。严格意义上讲，许多地方政府兴许早已跌进破产的万丈深渊。最令人感到无奈的当是，面对这些屡见不鲜的恶俗现象，尽管舆论和公众一再挥拳痛斥，却依然难见明显收敛迹象。

读到福塞尔的这本《恶俗》，自然应提一下他的另一本“孪生”著作——《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相较于《恶俗》中批判的“外向性”，《格调》则更倾向于个人的“内向性”解读:高层空虚，充裕的不知道该追求什么，所以愚蠢又冷漠;中层惶恐，不上不下的，又怕掉到底层，又拼命伪装高层，还装不像，所以愚蠢又虚伪;底层愚蠢，没什么可说的，一代蠢，代代蠢，就是愚蠢愚蠢又愚蠢。

恶俗与格调，就像一个问题的两面，很难说到底是格调决定着恶俗，还是恶俗决定着格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作为专注于文化批判的福塞尔并没有简单地铺陈答案，不过，透过这两本书，还是可以领略到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作为相对性概念的恶俗，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均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但在一个致于努力提升社会文化品味、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里，倘任由恶俗现象的肆意蔓延，肯定与社会发展进步轨迹不相吻合。换言之，有品味有格调的公民，才可能深入影响并抑制社会的恶俗化趋势。当然，最可能够抑制恶俗现象蔓延泛滥的，不太可能是公权力按照个别人意愿想当然地对其眼里的所谓恶俗现象挥刀乱砍，而是借助公共力量，努力营造有助于公民高品质格调修养蓬勃生长的沃土。彼长则此消，道理莫过于此。